Western Learning and China Research Group

• 專書、論文集

• 賴惠敏，2020年11月，《滿大人的荷包：清代喀爾喀蒙古的衙門與商號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563頁。

• 賴惠敏，2020年4月，《但問旗民：清代法律與社會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426頁。

• 賴惠敏，2016年1月，《乾隆皇帝的荷包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 472頁。

• 賴惠敏，2014年7月，《乾隆皇帝的荷包》。台北：中研院近史所， 526頁。

• 賴惠敏，2011年，《清皇室的階層結構與經濟生活》，共301頁，瀋陽：遼寧民族出版社。

• 賴惠敏，2010年7月，《清代的皇權與世家》，共334頁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。

• 賴惠敏，2007年，《但問旗民：清代法律與社會》，共328頁，台北：五南圖書公司。

• 賴惠敏，2005年，《續修澎湖縣志‧財政篇》，共220頁，澎湖縣：澎湖縣政府。

• 賴惠敏，1997年6月，《天潢貴胄：清皇族的階層結構與經濟生活》，共359頁，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(81)。

• 賴惠敏，1983年，《明代南直隸賦役制度的研究》，共201頁，台北：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。

• 主編之專書(論文集)

• 賴惠敏、許雪姬、陳儀深、許文堂，2007年，《台中縣縣政發展史》，共690頁，台中縣：台中縣文化局。

• 期刊論文

• 賴惠敏，2021年，〈清前期打箭爐關稅對西藏寺院的贊助〉，《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021年2期，頁106-116。

• 賴惠敏，2020年，〈崇實黜奢：論嘉慶朝內務府財政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108期，頁1-53。

• 賴惠敏，2020年，〈清宮廷製作金屬祭器的意義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37卷3期，頁45-94。

• 賴惠敏、王中奇，2020年，〈清代北方版畫貿易網絡〉（與王中奇合著），《民俗曲藝》，207期，頁111-172。

• 賴惠敏、蘇德徵，2019年9月，〈清朝宮廷用錫的來源與工藝技術〉，《新史學》，2019年3期，頁75-145。

• 賴惠敏，2019年，〈清代烏梁海的貢貂與商貿活動〉，《吉林師範大學學報》，2019年4期，頁9-17。

• 賴惠敏、蘇德徵，2018年，〈乾隆朝宮廷鍍金的材料與工藝技術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35卷3期，頁141-178。

• 賴惠敏，2018年，〈太谷曹家的商貿網絡〉，《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018年4期，頁28-38。

• 賴惠敏，2017年，〈清代烏里雅蘇臺的衙門與商號〉，《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017年3期，頁84-102。

• 賴惠敏，2016年，〈崇慶皇太后的萬壽盛典〉，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，期28，頁1-50。

• 賴惠敏，2016年，〈清代北京的旅蒙商〉，《中国邊疆史地研究》，2016年3期，頁136-148。

• 賴惠敏，2016年，〈清代北商的茶葉貿易〉，《內蒙古師大學報》，2016年1期，頁57-74。

• 賴惠敏，2015年，〈清代庫倫的規費、雜賦與商人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32卷4期，頁1-45。

• 賴惠敏，2015年，〈清代庫倫的買賣城〉，《內蒙古師大學報》，44卷1期，頁18-32。

• 賴惠敏，2014年，〈清代庫倫商卓特巴衙門與商號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84期，頁1-58。

• 賴惠敏、王士銘，2013年，〈十九世紀中外毛皮貿易與北京消費〉（與王士銘合撰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卷31期2，頁139-178。

• 賴惠敏，2013年，〈從道光二十四年諾們罕案件看《欽定藏內善後章程》〉，《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》，卷42期6（2013年11月），頁1-20。

• 賴惠敏，2013年，〈十九世紀恰克圖貿易的俄羅斯紡織品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期79，頁1-46。

• 賴惠敏，2012年，〈山西常氏在恰克圖的茶葉貿易〉，《史學集刊》，2012年第6期，頁33-47。

• 賴惠敏，2012年，〈清政府對恰克圖商人的管理(1755-1799)〉，《內蒙古師大學報》，卷41期1，頁39-66。

• 賴惠敏，2011年，〈以柔遠人─清朝對容美土司的政策(1644-1735)〉，《民族論壇》，2011年第10期，頁98-108。

• 賴惠敏，2011年，〈從宗教場所到廟會中心─清代北京藏傳佛寺的演變及其與喀爾喀蒙古王公朝覲貿易的互動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期72，頁1-54。

• 賴惠敏，2011年，〈從法律看清朝的旗籍政策〉，《清史研究》，2011年第1期，頁39-52。

• 賴惠敏，2010年，〈清代歸化城的藏傳佛寺與經濟〉，《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》，卷39期3，頁1-15。

• 賴惠敏，2009年，〈乾隆皇帝修建熱河藏傳佛寺的經濟意義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，第80本第4分，頁633-689。

• 賴惠敏，2009年，〈蘇州的東洋貨與市民生活(1736-1795)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期63，頁1-48。

• 賴惠敏，2008年，〈從杭州滿城看清代的滿漢關係〉，《兩岸發展史研究》，期5，頁37-89。

• 賴惠敏，2007年，〈清政府對北京藏傳佛寺之財政支出及其意義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期58，頁1-51。

• 賴惠敏，2006年，〈清乾隆時代的雍和宮─一個經濟文化層面的觀察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卷23期4，頁131-164。

• 賴惠敏，2005年，〈寡人好貨：乾隆帝與姑蘇繁華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《近史所集刊》，期50，頁185-233。

• 賴惠敏，2004年，〈清乾隆朝的稅關與皇室財政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期46（2004年12月），頁53-103。

• 賴惠敏，2003年，〈婦女無知？清代內府旗婦的法律地位〉，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，期11，頁1-45。

• 賴惠敏，2002年，〈從高樸案看乾隆朝的內務府與商人〉，《新史學》，卷13期1，頁71-134。

• 賴惠敏，2002年，〈鐵杆莊稼？清末內務府辛者庫人的家戶與生計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期38，頁71-128。

• 賴惠敏，2000年，〈婦女、家庭與社會：雍乾時期拐逃案的分析〉，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，期8，頁1-40。

• 賴惠敏，2000年，〈《紅樓夢》的虛與實─從歷史檔案來探討〉，《近代中國》，期139，頁92-102。

• 賴惠敏，1999年，〈從契約文書看清前期的旗地政策與典賣(1644-1820)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期32，頁123-163。

• 賴惠敏、徐思泠，1998年，〈情慾與刑罰：清前期犯奸案件的歷史解讀（1644-1795）〉，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，期6，頁31-73。

• 賴惠敏，1997年，〈乾隆朝內務府的當鋪與發商生息(1736-1795)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期28，頁133-175。

• 賴惠敏、徐思泠，1996年，〈清代旗人婦女財產權之淺析〉，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，期4，頁3-33。

• 賴惠敏，1995年，〈清代皇族的經濟生活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期24（下），頁473-516。

• 賴惠敏，1994年，〈清代皇族婦女的家庭地位〉，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，期2，頁3-25。

• 賴惠敏，1994年，〈清代皇族的家族結構與財產分配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期23（上），頁65-95。

• 賴惠敏，1993年，〈清代皇族的過繼研究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期22（上），頁39-71。

• 賴惠敏，1992年，〈社會地位與人口成長的關係—─ 以清代兩個滿洲家族為例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期21，頁53-84。

• 賴惠敏，1989年，〈明清海寧查陳兩家族人口的研究〉，《大陸雜誌》，卷78期3（1989年），頁14-31、期4，頁36-47。

• 賴惠敏，1982年，〈明代南直隸賦役與地方經費〉，《史原》，期12，頁65-98。

• 賴惠敏，1981年，〈西漢長安城的營建及其政治功能〉，《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》，卷1期1，頁115-134。

• 專書(論文集)之一章

• Su, Te-cheng and Lai, Hui-min “Resplendent Innovations: Fire Gilding Techniques at the Qing Court”, Martina Siebert,Kai Jun Chen, Dorothy Ko, eds, Making the Palace Machine Work: Mobilizing People, Objects, and Nature in the Qing Empire( Amsterdam :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, 2021)

• 賴惠敏，2019年，〈清代蒙人與漢商的債務糾紛〉，邱澎生、何志輝主編，《明清法律與社會變遷》。北京：法律出版社，頁275-299。

• 賴惠敏、蘇德徵，2018年，〈清朝宮廷製作黃銅技術與流傳〉，劉小萌、王金茹主編，《滿學研究論集》（一）。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頁590-612。

• 賴惠敏、曾堯民，2018年，〈皇太后萬壽聖節與乾隆時期修繕的北京寺廟〉，呂敏、陸康主編，《香火新緣：明清至民國時期中國城市的寺廟與市民》。北京：中信出版集团，頁150-183。

• Lai, Hui-min and Su, Te-cheng, 2017, “Brass Consumption in the Qing Empire”. In E. Akçetin and S. Faroqhi (Eds.), Living the Good Life: Consumption in the Qing and Ottoman Empire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, 2017. Brill: Leiden. pp. 333-356.

• 賴惠敏，2017年，〈清代邊疆的吏治---以科布多為例〉，周東瓶、朱騰主編，《法律史譯評》，第五卷。上海：中西書局，頁166-190。

• 賴惠敏，2016年，〈清代科布多的官商〉，邢廣程主編，《中國邊疆學》。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第六輯，頁23-51。

• 賴惠敏，2013年，〈十九世紀晉商在恰克圖的茶葉貿易〉，陳熙遠編，《覆案的歷史：檔案考掘與清史研究》。台北：中央研究院，頁587-640。

• 賴惠敏，2011年，〈清乾隆朝內務府皮貨買賣與京城時尚〉，胡曉真、王鴻泰編，《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》。台北：允晨文化出版社，頁103-144。

• 賴惠敏，2011年，〈乾隆年間的鹽商與內帑〉，馮明珠主編，《盛清社會與楊州研究》。台北：遠流出版社，頁577-611。

• 賴惠敏、曾堯民，2010年，〈雍正皇帝與北京漢傳佛寺〉，李天鳴主編，《兩岸故宮第一屆學術研討會：為君難─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時代論文集》。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頁169-188。

• 賴惠敏，2011年，〈清代宮廷史數據庫的建立與運用〉，故宮博物院編，《明清宮廷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。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頁91-108。

• 賴惠敏，2010年，〈乾嘉時代北京的洋貨與旗人日常生活〉，巫仁恕、康豹、林美莉主編，《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》。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頁1-35。

• 賴惠敏，2010年，〈從檔案看性別—清代法律中的婦女〉，李貞德編，《中國史新論：性別史分冊》。台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頁377-411。

• 賴惠敏，2009年，〈法律與社會：論清代的犯姦案〉，邱澎生、陳熙遠編，《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》。台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頁175-211。

• 賴惠敏、朱慶薇，2003年，〈從清代檔案看旗人的家庭糾紛(1644-1795)〉，游鑑明主編，《無聲之聲(II)：近代中國的婦女與社會(1600-1950)》，台北：中研院近史所，頁53-84。

• 賴惠敏，2002年，〈近代中國的分家習俗〉，馮明珠主編，《文獻與史學—─恭賀陳捷先教授高壽論文集》。台北：遠流，頁348-369。

• 賴惠敏，2000年，〈從命案看清前期的國家與社會(1644-1795)〉，王成勉編，《明清文化新論》，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頁91-140。

• 賴惠敏，1999年，〈清朝父權對婦女婚姻的影響〉，漢學研究中心編，《中國家庭及其倫理研討會論文集》。台北：漢學研究中心，頁177-201。

• 賴惠敏，1998年，〈清代內務府官莊的戶口〉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品編輯委員會主編，柳立言等編輯，《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研討會論文集》。台北：中研院史語所，頁329-370。

• 賴惠敏，1997年，〈清代內務府官莊的地租〉，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編，《史學：傳承與變遷研討會論文集》。台北：台大歷史所，頁1-22。

• 賴惠敏，1994年，〈清代皇族過繼的策略：傳承子嗣抑或繁榮家族〉，李中清、郭松義編，《清代皇族人口行為及其社會環境》。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4年，頁60-89。

• 賴惠敏，1993年，〈清代皇族的封爵與任官研究〉，國立中央大學共同學科主編，《第二屆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延續與轉變論文集》。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頁427-460。

• 賴惠敏，1992年，〈論乾隆朝初期之滿黨與漢黨〉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，《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》。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頁721-743。

• 賴惠敏，1992年，〈明代賦役制度史研究的回顧〉，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編，《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》。台北：國立臺灣大學，頁1487-1497。

• 賴惠敏，1991年，〈明末清初士族的形成與興衰—─ 若干個案的研究〉，國立中央大學共同學科主編，《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》。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頁377-438。

• 賴惠敏，1991年，〈明清浙西士紳家族婚姻的研究—─ 以海寧陳氏為例〉，國學文獻館編，《「第四屆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」會議記錄》。台北：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，1989年12月，頁121-177。

• 賴惠敏，1989年，〈清代山東孔府莊田的研究〉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，《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論文集》。台北：中研院近史所，頁119-160。

• 學術會議(研討會)論文

• Lai Hui-min, Sept. 2012, ““ The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in the Qianlong Period” 刊登於Global COE Hi-Stat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vember 2012 252. ”, 15 pages, paper presented at 亞洲經濟史會議, Hitotsubashi University: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totsubashi University, 2012-09-09 ~ 2012-09-11. 

• 賴惠敏，2011年11月，2011年11月史語所法律史研究室主辦，發表〈從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齊木喇嘛按看清代的宗教政策〉，共30頁，發表於「性別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與中國傳統司法」學術研討會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1-11-01 ~ 2011-11-04。

• LAI Huimin, Oct. 2011, “2011年10月5至9日，受邀到德國參加Hans Ulrich Vogel 教授主辦會議發表論文「Chinese-Russian Trade and Customs Duties, 1755-1799」”, 30 pages, paper presented at Monies, Markets and Finance in China and East Asia, 1600-1900, Tübingen（圖賓根）大學: Tübingen（圖賓根）大學, 2011-10-05 ~ 2011-10-09. 

• 賴惠敏，2011年9月，〈清宮的俄羅斯舶來品〉，共34頁，發表於異國奇珍：清宮之舶來品與皇權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：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委員會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1-09-23。

• 賴惠敏，2007年8月，〈伊犁將軍松筠與邊疆司法〉，共180-202頁，發表於西迁新疆的察哈尔蒙古:首届新疆温泉文化旅游节暨纪念察哈尔蒙古西迁戍边250周年论坛论文集，伊犁：中國邊疆史地中心，2007-08-10 ~ 2007-08-17。

• 賴惠敏，2005年11月，〈清乾隆時代的雍和宮〉，發表於「文獻足徵：第二屆清代檔案」國際學術研討會，台北市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05-11-03 ~ 2005-11-05。

• 賴惠敏，2005年10月，〈立法從嚴，執法從寬：論清代的犯奸案〉，發表於「明清司法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」研討會，台北市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05-10-13 ~ 2005-10-15。

• 賴惠敏，2005年9月，〈清乾隆年間的鹽商與皇室財政〉，發表於「明清檔案與歷史研究」國際學術研討會，北京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，2005-09-19 ~ 2005-09-22。

• 賴惠敏，2005年6月，〈清代的法律與國家治理性：以直隸地區的族群與家庭為討論中心〉，發表於「中國近代史的再思考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創所五十週年」國際學術研討會，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05-06-29 ~ 2005-07-01。

• 學位論文

• 賴惠敏，1982年，〈明代南直隸賦役制度的研究〉。台北：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，201頁。

• 賴惠敏，1988年，〈明清浙西士紳家族的研究〉。台北：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，311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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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整體研究成果

        賴惠敏自1988年到近史所工作，至今已經33年，研究領域約有三個方面：清代家族史、財政史、商貿史等。第一個十年利用族譜資料探討江南的世族、滿洲家族，特別是愛新覺羅家族，出版三本書《天潢貴胄：清皇族的階層結構與經濟生活》、《但問旗民：清代法律與社會》、《清代的皇權與世家》。第二個十年則利用皇帝的帳簿研究皇室的財政，撰寫《乾隆皇帝的荷包》。第三個十年係利用商人帳簿與蒙古庫倫辦事大臣檔案，撰寫《滿大人的荷包：清代喀爾喀蒙古的衙門與商號》。研究成果敘述如下：

 

（一）清代家族史

        我博士論文利用滿漢人的族譜族譜探討江南的世族，後來用《玉牒》研究愛新覺羅家族，出版兩本書，第一本書《天潢貴胄：清皇族的階層結構與經濟生活》，主要利用《玉牒》資料，探討家族的人口成長、過繼、仕宦晉升等。又整理宗人府的檔案，討論家族的財產經營與分配等。這本書曾獲得歷史學會頒發的「金簡獎」。第二本書《清代的皇權與世家》闡述中國傳統社會的人際關係往往建立在親屬、姻親和門生故舊等基礎上，瞭解政治圈的人際網路，借助族譜中有關仕宦和婚姻紀錄。此外，旗人晉升之階往往得力於世襲或恩廕，旗人的家譜和戶口冊、年譜、墓誌銘、士人詩文集等也是相當重要資料。本書探討世家的家族形態、人口成長、地域分佈及其與皇權的關係等論題，從政治史的角度去觀察世家的興衰，也注意從經濟史的角度分析家庭生計，同時還運用了人口史、家庭史的研究方法，來討論家族的發展，關注的是清朝政府統治滿漢人的策略，及其晉升之道。

        1998年，參與蔣經國基金會支持的婦女史研究計畫，向中國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購買《內閣題本刑科‧婚姻姦情類》，其內容不外是夫妻不合、男女兇殺、婦女受人拐逃的案件，有些案件不僅紀錄罪嫌供詞，並有家屬與鄰居至衙門做的口供，案情始末有詳細記錄。在清代，拐逃婦女雖非命案，但也犯了略買、略賣的法規，清廷十分重視家庭倫理及社會秩序的管理，故特將此類案件編纂為檔案。2007 年出版的《但問旗民：清代的法律與社會》就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出發，討論清代法律事件、社會現象中關於婦女、性別及家庭等議題，尤其是社會底層婦女的處境。這本書在台灣已經絕版，2020年北京中華書局又重新出版，增補一章以及結論，並更新檔案的號碼等。

 

（二）皇室財政史的研究

        大約2000年左右開始研究皇室的廣儲司銀庫，乾隆朝銀庫收支的檔案有六萬多件，我逐一輸入電腦，探討皇帝挪移國家的財政經費，厚植內務府廣儲司的銀庫。2014年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專刊《乾隆皇帝的荷包》，這本書主要回應何炳棣教授提出的問題：十八世紀中國人口增長、土地大量開發、商業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。那麼，但是按照人口數徵收的鹽稅，以及象徵商業發展的關稅，為何沒有大幅提高？雍正皇帝通常派遣巡撫兼鹽政御史、稅關監督，乾隆皇帝則任命內務府的包衣（奴僕），來擔任這兩種職務。中國從漢代以來確立了國家財政與皇室的內廷財政的區別，田賦歸國庫，山林澤陂歸皇室財政。清代專管皇室財政的是內務府的包衣，其人量遠多於管國庫的戶部官員，所以充分掌控經濟資源。其次，乾隆皇帝將關稅定額化，也就是給戶部的銀兩是定額的，超過盈餘的則給內務府。皇帝利用崇文門稅關的盈餘娶媳婦、捐助育嬰堂、普濟院等，大家可能到看皇帝做慈善事業，沒看到其他私人用途。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，他私人的三座銀庫：廣儲司銀庫、圓明園銀庫、養心殿造辦處銀庫，獲得四十餘萬兩黃金；八千萬兩以上的白銀；數百萬斤的銅、鐵、錫、鉛，以及無數的綢緞、珊瑚、珠寶等。八千萬兩白銀大約是乾隆時期國家兩年的賦稅收入，皇帝個人的收入即佔全國稅收的3％，是十八世紀歐洲各國皇室難以匹敵的。

        皇帝最大收入來自鹽商，清代鹽屬於國家專賣，由持有販賣執照的鹽商專賣。十八世紀人口大增，鹽的需求量增加。鹽商拓展事業的資本來自皇帝的銀庫，鹽商借帑數百萬的資金，每年利息12％，按照中國陰曆閏年多一個月利息，大約十年時間利息就等於本金。《大清律例》規定利息可以月息三分，年利達36％，卻但那只是民間青黃不接短期的借貸。鹽商的借貸是幾十年，累積的利息相當可觀。況且，鹽商還不時捐獻皇帝金銀珠寶，貢獻鹽政衙門的各種行政費用，以及負擔公共建設經費等。乾隆皇帝原本開設26家當鋪，獲利只有8％，還不如借錢給商人利潤高，遂關閉當鋪改為發商生息。

 

（三）商人與邊疆財政

        由於乾隆皇帝曾派內務府官員到恰克圖與俄國貿易，開啟了北邊的貿易研究。雍正五年（1727 年），清廷與俄國簽訂恰克圖條約，乾隆時期才開始派遣商隊至恰克圖貿易。近幾十年來學界關注港澳商貿，稱清代為廣州一口通商，但清代商人與俄國的貿易量在十九世紀初超過一千萬盧布。參與貿易的晉商在十八世紀販售布匹，十九世紀販售茶葉，促成華南、華北、蒙古貿易網路的形成。清朝在喀爾喀蒙古設置四個城市：庫倫、恰克圖、烏里雅蘇臺、科布多，前兩個城市與俄國貿易有關。後兩個城市則是軍事駐防所在。清朝統治喀爾喀蒙古花費相當少的經費，卻能有效地治理，得於於商人的協助。本書可歸納出三方面的貢獻：

        第一、探討近代票號的起源。過去，山西票號收集許多商業文書，如日昇昌、合盛元商號文書。本書探討的數十家商號在嘉道年間即透過票號匯兌茶葉款項，票號在太原、張家口、漢口等地設置分莊。後來票號擴充到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地。

        第二、本書利用庫倫辦事大臣檔案，理解地方財政的特質。庫倫、恰克圖有外銷之款，無定額，實銷實報，地方政府有便宜處置之權。實際上，庫倫辦事大臣奏報中央政府的只有地基銀、官房租。地方非正規的收入如餽送、挑貨銀、走私罰銀、偷竊罰銀、陋規銀、限票、小票、地票、落地稅。烏里雅蘇台商人到新疆古城、蒙古各旗的貿易，烏里雅蘇台將軍衙門給票，官員究竟獲得利益收入也不得而知。

       第三、本書探討在蒙古貿易商人的優勢。嘉慶皇帝強化商民的控制措施，使得庫倫辦事大臣徹底實施檢查商民部票、核發執照，造冊報理藩院。從事中俄貿易的晉商領理藩院院票，商號領數張院票必須財力雄厚，亦形成壟斷性的貿易。不過，晉商家族同時分設若干不同字號，避開成為政府索賄的對象。其次，商人的地利之便。對喀爾喀蒙古來說，清朝設置台站不僅是政治、軍事的作用，也是促使商貿活動更為便捷、安全等。歸化的漢人在台站附近開墾種植，並幫台站運送往來官兵的行李。庫倫、烏里雅蘇台、科布多附近有大量漢人商號開墾的土地，並不像內地新墾地成熟升科繳交田賦，土地從未清丈過，漢人在農業上獲益難以估計。再者，商人與官員相處融洽有人和之利。本書討論烏里雅蘇台、科布多將軍或參贊大臣官員被參劾挾帶商貨者。或有官員投資商號天義德，官商融洽，史所未見。本書名為《滿大人的荷包：清代喀爾喀蒙古的衙門與商號》探討喀爾喀蒙古地方財政，最重要是關注清朝統治蒙古的政策。

 

（四）未來研究

        過去西方學界認為清人不喜歡洋貨，此因十九世紀中國走上衰落，無充裕金錢購買洋貨。本書著眼於十八世紀全球化貿易浪潮下，宮廷中充斥洋貨，如珍珠珊瑚、毛皮、紡織品、金銀銅錫等，這些舶來品同時帶動了制度的改革。乾隆皇帝製作《皇朝禮器圖式》並非單純見獵心喜，而是建立在全球化貿易下的成果。在《皇朝禮器圖式》六門：祭器、冠服、樂器、鹵簿、武備的西洋材料和創新，都超越歷朝各代。其次，透過西方傳教士，以及邊疆的西藏、尼泊爾、新疆的工匠源源不斷地到北京來，成做精湛的器物，於《天工開物》基礎上，清宮的技術達臻頂峰，並豐富了宮廷的物質文化。

        乾隆年間花費數千萬兩白銀和四、五十萬兩黃金打造的器物，宮殿巍峨的金頂成為北京城市新地標，北京的珠寶首飾店林立，如金銀寶飾有敦華、元吉樓；綵緞綾羅有廣信、恆豐號；貂裘狐腋，江米街頭；珊瑚珍珠，廊房巷口。宮廷的時尚式樣成為市民仿效的對象，說明清代流行時尚由上而下的發展，與明代由下而上的流行趨勢迥然不同。這方面已經集結成書。

        去年向科技部申請研究清代茶葉的計畫，目前已經寫了清代川藏茶葉貿易，兩湖與山陜茶葉貿易、浙茶在蒙古的貿易等。在研究過程中，我找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，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》、《北洋政府外交部商務檔》、《經濟部檔》，以及中國茶葉公司技術處硏究課〈安化黑茶磚〉，對清末至民國時期安化茶葉的產銷有更清楚理解。彭先澤籌備安化茶廠後又到陝甘地區調查市場，並研發壓磚茶的機器，大幅提升安化茶葉的產量。除了檔案外，民國時期的茶葉調查報告也很完整，因此，撰寫書稿指日可期。